一位辞世仅六十二年的大名人李宗吾，其故居何在――我当然是指包括其遗址、现状及变迁沿革在内的诸般情况――竟会长期成为一个难解之谜，这不能不让人叹息。然而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当我们终于寻访到了原本长期生活在故乡自贡的李宗吾孙女李若英老人（现年７９岁），这个谜底居然还是没有揭开。原来，李若英在祖父
笔者自２００２年从北京回乡著述以来，一直想借机把此事查个水落石出。首要目的是想为将来筹建李宗吾故居纪念馆打基础。也算得上是够努力的了，可还是拖了整整三年，到今天才敢提笔写这篇揭开谜底的文章。
这就如同经受电影中太过漫长的无焦点镜头之后，终于盼到了一个清晰聚焦的定格……
闪回：看看前人的记载
先是李宗吾本人，在其《迂老自述》中用了一句极简略的话，来叙述他的祖居和后来的住家：“二世祖景华公，与其兄景荣、其弟景秀三人，于乾隆二十二年丁丑迁居自流井?柴口一对山，地名糖房湾。故我现在住家仍在?柴口附近。”
自贡人大都知道，一对山、?柴口这两个地名，如果分开来看，位置非常具体；但要将二者合起来指称一个地域范围，那就可能管得宽了。李宗吾在称其祖居之地为“?柴口一对山”的同时，又说他“现在住家仍在?柴口附近”，这个“附近”究竟在什么地方，自然会让后人煞费疑猜。
?柴口这个名称，来源亦较古老。里面的“?”字，在自贡口音中至今读如“类”，其义则略近于“垒”。“?柴口”三字的原初之义，当是一个大量堆放成捆木柴（以备出售或外运）的场所，或单指该场所的一个出口。笔者在儿时在?柴口下面的张家沱露天市场，常见这样成捆堆积如山的木柴，被用来批发或零售。因而，这个作为特定地名用字的“?”，非但不能简化作“汇”，其读音也该保持古音不变。这种因地名的特定读音而不当简化讹变的例子，在全国地名用字中屡见不鲜。
总之，?柴口好找，被李宗吾称之为“?柴口附近”的小竹湾却知道的人极少。它究竟在哪里呢？
１９４７年出版的张默生《厚黑教主传》，前面放了一篇文字――《我与厚黑教主的一段因缘》，其中叙及他与李宗吾直接晤面之前，曾写信委托自贡蜀光中学教员孙柏蔚去先行拜访李宗吾：
（民国）二十九年三月，孙君接到我的请托信后，即照我所开列的地址?柴口小竹湾，前往访教主。但小竹湾的地名，?柴口的居民是无人知道的，于是怅惘而返。同时，我也函知教主，说将有蜀光教员孙君前去拜访，并代我致意。结果，还是教主往访孙君，他们二人才得以会晤了。孙君问他：“小竹湾何以无人知道呢？”他说：“这是我为住处新起的名，他人当然不会知道。若问李宗吾嘛，也只有一茶馆一油房可以知道我。”孙君说：“这不像拿撒勒人不知道耶稣吗？”
数日后，孙君到他家中，打算完成我付托他的使命。见到教主的宅院不大，面山临溪，颇为幽雅，绝无市井的气氛。
这算是把小竹湾故居的环境氛围作了一个大略的介绍，但具体在什么位置，仍语焉不详。而且我过去读到这里，总感到有些奇怪：为什么李宗吾到了１９４０年，还要给他自己的住处起一个“无人知道”的新名呢？直到去年，我从现居陕西省的李宗吾堂侄孙女李长淑处，意外地追寻出其父李石锋作于解放前夕的一部题为《关于李宗吾先生》的遗著手稿，这个疑团终于解开。原来，李宗吾这座小竹湾故居，是在孙柏蔚见到李宗吾之前不久（民国二十一年）新购置的。对于李石锋文中所记的购置房屋的时间和周围环境，我求证李若英老人。她说，李石锋所述这座房屋的面貌及周围环境，倒还贴切，只是提到购房的时间还不够准确。据她回忆，祖父购置这房产，应该是民国二十八年（１９３９）。因为她清楚地记得：他们一家是１９３９年从成都搬回自贡，才住进这座房子的。
聚焦：小竹湾故居的准确位置
李石锋遗著中提到小竹湾故居的这段话，对我来说非常关键。它不仅让我第一次知道了这房子购置的时间较晚，而且更清楚地了解到房屋的布局情况和具体环境位置。
２００４年８月８日，我在前往李宗吾研究会成立大会会场途中，接到李长淑从陕西省打来的电话。她告诉我，她在应我的要求翻找其父生前保存的李宗吾遗稿时，意外地发现了父亲在解放前所写的一部题为《关于李宗吾先生》的遗著手稿。我当即请她将此稿寄来一阅。两个月后，我将李长淑寄来的遗稿中叙及的上述情形向应邀参加李宗吾先生逝世六十一周年的纪念大会的李宗吾侄孙李自成求证。他听后，出人意料地说：“这地方我熟悉得很，现在就可以领你去看。”
我同他很快就到了一对山西侧山脚下的一处街道当中。李自成说，房子是坐南朝北，面向富台山下的小溪（俗称洗脚河），背靠一条比现在的街道窄得多的小马路。这里距?柴口小街不到三百米。只不过山路回环，以前这里可能不大引起?柴口居民的注意罢了。我问李自成：“你为什么把这个位置记得如此清楚？”回答是，他每次从红旗乡大岩村的家里进城，都必经此地。而且，他从小就熟悉李宗吾这座故居，因为他父亲李伯让是李宗吾的亲侄子，两人关系特别密切，在李宗吾去世前后，他经常到这里玩。更重要的是，这座故居后来被用作红旗乡卫生院，也是他常来常往的地方，一直到１９９０年建设汇东新区被拆除为止。
１９９０年距现在不过十五年，要是当初知道此事，应该可以设法保护下来。
我几次到距小竹湾故居遗址约三四百米的红旗乡卫生院新址寻访，希望得到原卫生院地址的照片。红旗乡卫生院院长周官玉找出１９８５年他亲自参与编撰的一本《自贡市大安区卫生志》，从里面的一份表格中可以见到如下记载：
红旗乡卫生院 建筑面积：３６５平方米
建筑年限：５０年以前３５０平方米，１９７０～１９７９年１５平方米
建成时间（应为设立卫生院时间）：１９５６年８月
地址：小竹湾
这一正式刊印的文献资料，不仅表明李宗吾自取的小竹湾之名一直保持到１９９０年拆迁时还在使用，而且记载了李宗吾这座故居的准确面积为３５０平方米。另据周院长等人证实，小竹湾卫生院原址确有七八间房，整座房屋呈“凹”字形，具体情况与张默生、李石锋的记载完全吻合。
多棱镜：原来故居不只一处
此前，包括笔者在内，几乎所有的研究者在提及李宗吾故居时，都把焦点集中在?柴口、小竹湾，还以为李宗吾是生于斯、长于斯、逝于斯呢。这次因为意外发现了李宗吾购置小竹湾房产的时间是１９３９年，终于让我悟出：若按以往确认名人故居的通例，可以称为李宗吾故居的地方至少应该有四处。
首要的一处，当然非小竹湾旧宅莫属。这是李宗吾最后的定居之地，他本人及生前知情的亲友，都把这里视为他真正的归宿。这个故居，现在既然已经查实了它的确切位置，应该算是水落石出了吧。
第二处，便是一对山后面的李家老房子。据我现在调查，那才真正是李宗吾的出生之地，也是他度过童年和青少年时代及后来成家立业的发轫之地。以李宗吾及其家属实际居住的时间论，这里也是最长的。其遗址在如今的红旗乡大岩村七组冷家沟的底部，俗称李家老房子。老房子当然早就被拆除了，但李宗吾一家所居房屋的准确位置，在李自成等老一辈族人中仍了若指掌。不过，这里又在动工拆迁改造了，随之而来的剧变，或许会让后人更难分辨。
第三处，则是桐梓坳的石门大宅。这本是李宗吾堂弟李静修（即李石锋之父）于民国九年（１９２０）购地兴建的一所居高临下的庭院式花园洋房。李静修最初命名“太平村”，当地居民都习惯叫它“石门”，此后便干脆易名“石门”。因其结构宏伟，房舍众多，且因李宗吾与李静修关系甚密，故在此宅建成不久的民国十二年（１９２３），李宗吾全家便从一对山老房子迁至此处居住。据李石锋遗稿记载，李宗吾一家住的是此宅“后进”四间房，住了两年时间，才因李宗吾二儿子李泽文要娶亲，而举家迁至自流井财神庙一幢租赁的独院大房居住。
我把桐梓坳石门视为仅次于一对山老房子的李宗吾故居之一的理由有三。其一，这里毕竟是李氏族人自家的房屋，不同于他在市里租住过的财神庙、陈家祠堂（在豆芽湾）等房屋，且居住时间达两年，按国内外确定名人故居的惯例，将此视为李宗吾故居之一，或李宗吾、李石锋（也是颇有名声的文化人）共有的故居都是可以的。其二，这座建筑至今犹存，且颇具特色，乍看似一座古堡，足可开发为一个理想的文化旅游景点。对于当初何以会建成这种古堡式的外观，李石锋遗著里作了解释：那时军阀混战，民间常被败兵抢劫，所以在房子的四围，用石头砌成高墙。
最后一处重要的李宗吾故居在成都，即原来的成都东胜街３７号侯家公馆。这也是有李石锋的遗稿和李若英老人的回忆作为依据的。１９３６年，李宗吾全家从自贡搬到成都，就居住在此地。１９３７年，李石锋自北平返川，有一段时间即携妻到此与李宗吾合住。由于李宗吾在成都生活的时间比较长，当初成名也在成都，乃至许多介绍李宗吾生平的文章或名人辞典，甚至不乏将其误为“成都人”者。所以，在成都确认这么一个李宗吾故居遗址，恐怕也是有必要的吧。
 |
